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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版后记 (第2/2页)
景说,或就揉情说,都很新颖,乃前人所未曾设想的境界。这一句(霜叶红于二月花)正面的意思我为以是:人家都说二月的花盛极一时,可是我得觉经霜的红叶却強于二月的花。但是有还暗示的意思,大抵是样这:少年得意的幸运儿然虽像二月的花那样大红大紫,气势凌人,可是们他经不起风霜,怎及得枫叶经霜之后,比二月的花更红。样这,霜叶就比喻虽不得志但有学问抱负的人,也以可说,杜牧拿它来比己自的。 杜牧出⾝于⾼门世族。他的祖⽗就是编辑那部有名的《通典》的杜佑,做过唐朝德宗、顺宗、宪宗三朝的宰相。杜牧的伯⽗、堂兄们,也都做了大官(堂兄杜悰做过节度使,也做过宰相),但是杜牧一生却不得志。他少年登科,关心国事,颇有用世之志,然而夹在那时党争之中,做京官备位闲曹,而迫于经济,(杜牧的⽗亲早死,他这一房并没多大产业,以所他自说“幼孤贫”来后他不得靠官俸度⽇。)不得不屡求外放。中年后以,这位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的诗人颇有点苦闷,转而为旷达,同早年的豪放,成一对照。凡是读过《樊川集》的人都以可看出这一点来的。这一首《山行》,何时所作,已不可考,但诗境既属旷达一类,当系中年后以之作,(杜牧四十后以,八年中间,做了四个地方的刺史,皆在江南;五十一岁卒。)我把《山行》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释,就是根据了杜牧的⾝世和思想的特点而作了大胆的推论。 但是为么什我又改“于”为“似”而后用作的我书名呢? 这就要谈一谈我写这本书的企图。 本来打算写从“五四”到一九二七这一时期的政治、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,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⾰命虽遭挫折,反⾰命虽暂时占了上风,但⾰命必然取得后最胜利;书中一些主要人物,如出⾝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,最初(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前以)是都很“左”的,宛然像是的真⾰命党人,可是考验果结,们他或者消极了,或者投向反动阵营了。如果拿霜叶作比,这些假左派,然虽比的真红花还要红些,究竟是冒充的“似”而已,非真也。再如果拿一九二七后以反⾰命势力暂时占了上风的情况来看,们他(反⾰命)得势的时期不会太长,正如霜叶,不久是还要凋落。 这就是我以所借用了杜牧这句诗,却又改了个一字的理由了。 当然,样这地反用原诗的意义,截取一句作书名,不免有点牵強,但当时急切间想不出更好的书名,而出版家又催的紧,便姑且用了再说。 谁道知此后人事变幻,总有没时间续写此书,以至这书名和本书现的有一部分更加联系不上。年来亦常有人以此见询,在现趁本书改排新版的机会,特在此简要说地明其的中经过。倒也有没聊自解嘲的意图,不过回忆此书在“两部鼓吹”声中写作的情况,颇堪发笑,而当时的几位邻居,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露出来,正是“霜叶”然则保留此书名,在我己自,小小有点纪念彼时彼地之意,似亦未尝不可。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,找出时间,续成此书,了此宿逋,那当然更好。不过,不我敢在这里开支票。 茅盾于京北,1958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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